永久的纪念(丁必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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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/7/5 2:25: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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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久的纪念(丁必凡)
  那是“文革”刚刚结束的1979年。广大人民群众被扭曲的心结还没有完全解开,“十年浩劫”所留下的阴影也一时难以趋散;在文化教育,艺术领域,“封资修”,“臭老九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这些特定的专有名词,依旧牢牢定格在人们心里。当时,尽管提出了“拨乱反正”,但“治国”还得“抓纲”,谁也不敢越“两个凡是”一步;人们心有余悸,唯恐不经意又误入雷区,被扣上什么叫人“永世不得翻身”的大帽子。
  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为了热烈庆祝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个国庆节,为了举办一次大型的工农兵画展,沔阳县文化馆(现仙桃市群艺馆)组织开办了一期“宣传毛泽东思想工农兵国画学习班”。经有关上级审查同意,特请著名中国画家汤文选老师前来进行辅导。我当时是一名中学老师,自幼酷爱美术,在文革中,又被指定参加过“县毛泽东思想红化战斗队”,在工厂,农村,街道,学校画“光辉形象”',写大幅标语,为“红海洋”造势卖过力,自己虽不在工、农、兵之列,但经审查还是被破格接收为学习班成员。学员中,有来自县工会的宣传干部,有来自工厂和农村的美术骨干,有来自县人武部的战士,加上文化馆工作人员一共约20来人。学习班开始前,领导召集学员开会专门作过交代,指出“汤文选是国画权威,但曾经是右派分子”,强调大家在绘画技巧方面要认真学习,但在思想上要保持一份警惕,“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放松”。
  本来,我们虽生活在小县城里,但此前也见过一些书画界名人,因为沔阳有个九合垸农场,素有“沔阳西伯利亚”之称,文革中是省级“五七干校”,省内文化艺术界不少知名人士如陈方厩,吴丈蜀,邵声朗,兰玉田,卢柏森等曾被“流放”。到这里,接受过劳动改造;有些人也曾被安排到县城搞过书画专题讲座,参与过“农业学大寨”,“备战备荒”之类展览。但听说这次来学习班作辅导的是画《婆媳上冬学》,曾在世界上获过大奖的汤文选老师,学员们惊喜异常,巴望早点一睹大师尊容。我在1954年读中学时就听说过老师的大名,并珍藏着当时从笔记本插页中裁剪下来的《婆媳上冬学》的画片。这次能见到画家本人,并亲聆教诲,接受辅导,更是深感幸运,激动不已。
  学习时间计划半个月,九月五日开始。那天上午,我们早早地来到文化馆会议室(即学习班的画室),静候汤老师的到来。约八点左右,汤老师来了,大家情不自禁热烈鼓掌。引领人马上叫大家静下来,大概是示意要我们注意分寸。我记得汤老师当时一身朴素的农民装扮,手里拿着一把蒲扇,就象刚从田头收工回家的“公社社员”。主持者几番开场白,学员代表表决心之后,安排汤老师讲话。顿时,场上又是一阵掌声。汤老师一脸微笑站起身,语言非常简洁,表示要向工农兵学习,愿意和大家一道,相互切磋,为宣传毛泽东思想,为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共同努力。
  在整个学习期间,汤老师不顾初秋多变的燥热天气,始终和我们在一起,细心讲解,耐心辅导。晚上本来是学员自由练习时间,但在老师下榻的地方,每天总有不少人跑去问这问那,有时直至深夜,但汤老师总是不厌其烦,有问必答。此外,还经常有些学习班以外的人去找老师索画,老师一般也是有求必应。
  既然办学习班的目的是为了出“作品”,以备参加庆国庆的各级展览,所以在学习期间,组织者反复强调要围绕“拨乱反正”,“抓纲治国”这条主线去搜集素材。大家根据自己熟知的事件和人物,尽量与“线”挂勾,进行构思,创作。这段时间,当然汤老师是最辛苦的。大方向虽有领导把关,但在具体构图,塑造形像等方面,汤老师得一一过目,亲自指点,提出具体意见;有时要反复讲解,亲笔勾画,直至最后定稿。
  《爷爷这才放了心》这幅画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画出来的。当时,我已经从教十几年,在所谓教育革命的大潮中,也算是几经起落的实践者和见证人。什么“开门办学”,“智育回潮”,“复课闹革命”;什么“不学ABC,照样干革命”,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,“大学大学就是大家学“等等,还铭刻在心。四人帮倒台后,拨乱反正,文革中被钦点废弃的高考制度刚刚得以恢复,学生有书读,大快人心.……我当时就以此为题材,构思了一张草图;画面选取的是学校给三好学生颁发奖状的场景。场面大,人物道具多,主次难分,自己很不满意,但又力不从心,不知怎样修改。在草图观摩会上,大家提了些意见,但自己感觉还是云里雾里,不知所以。最后,汤老师站起来,指着我的草图,面带微笑鼓励我,“构思立意很好,人物形象画得也不错”;接着又指出,题材虽好,还需拔高。另外从构图取景的角度,老师指出,画大场面,难度比较大,驾驭不住,有时会“吃亏不讨好”。并启发我要“以小见大”……通过点拨,我仿佛开朗了许多,于是又反复琢磨,勾画了几张草图。后来又经过几番评审,讨论,修改,才基本定稿下来。画面中的学生形象,要既显高兴,又略带羞涩;家长用老爷爷作代表,身着褪色的军大衣,要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是退伍军人,是可信可赖的老革命。后来,又加了小姑娘这个人物----这些形象都是参照老师的意见塑造的.最后定稿时,汤老师又建议在画面左上角添了一枝红梅。
  学习班进入最后阶段,要画正稿,勾线敷色。我用炭条在四尺宣纸上淡淡起了稿,汤老师走过来看了我的画稿,沉吟片刻,便宣布,决定就用我的画稿,从勾墨线到完成,示范画给大家看。我一听,当然欣喜不已,忙将稿纸铺到画毡上,大伙七手八脚准备好笔墨,然后高兴地围坐到桌子四周……那天大概是星期天,除学习班成员和文化馆工作人员外,还来了不少其他的人;外围,有些人站在凳子或桌子上,都想一睹大师作画的风采,以饱眼福。
  整个过程大约用了两个小时。汤老师在示范作画的过程中,不时驻笔传授技法,从用笔的转折顿挫到墨彩的浓淡干湿,讲得精到,直观;有时边讲边画,使大家印象深刻,受益非浅。最后,要题跋落款了,汤老师看看我又看看大家,“题什么好呀?”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。本来,我事先也设定了一个题目——“三好奖状捧回家”,但总觉太露,当时没有说出来。过了一会,还是汤老师一锤定音,“就叫《爷爷这才放了心》吧”。“好!”大家异口同声,情不自禁,场上又是一阵掌声。我当时觉得眼睛一亮,太好了!真是画龙点睛,耐人寻味。汤老师写完题目,紧接着又写下了作画时间和我的名字。出其不意,我深感不妥。我想,从勾墨线,敷色到题款,都是老师亲笔所为,怎么能写我画呢?何况,整个构思,起稿,修改,完善的过程,都不少老师的心血呀!但黑笔落在白纸上,已无法改变。当时,只好要求老师能补上“辅导示范”之类的说明并签上大名。在场的大家也有同感,要求老师签名以资纪念。但老师还是谦和地婉拒了。我虽不完全明白其中缘由,但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中,出于众所周知的考虑,我也不便强求,只好把遗憾埋在心里。后来,才陆续知道了一些老师的坎坷经历。原来,1957年,被誉为“紧跟时代的著名青年画家”汤文选,一夜之间竟成了“资产阶级右派”。随后被下放农村改造。在一次严重的工伤事故中,他的第12根脊椎骨被压断,“监管者”竟然拒绝他回城就医,结果落下了终身残疾,永远直不起腰来。1961年,汤老师的右派帽子虽被摘除过,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,他的人物画被“上纲上线”,莫须有地变成了“反革命大毒草”,他又重新被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。整整十年,简直就是“地狱”一般,批斗、劳改,人格的屈辱、精神的折磨,身体的病痛、体力劳动的重负,几乎被置于死地。1976年文革结束,他虽再次被平反,再次拿起了画笔,但他似乎多出了一个心眼,不敢再画人物而转向了不直接面对“人”的山水.花鸟……这大概就是老师不愿在示范画中留下自己大名的原因吧。同时,据说他的署名权被无情地剥夺后,当时还没有明确恢复。
  老师示范作画的场景,如果是现在,一定会用相机,手机“数码”下来,可惜当时连“手提”也没借来一个,想来真是又一大遗憾。
  后来我照老师的范画复制过几张,交了参加国庆画展的“作业”,但老师示范绘制的原作,我却一直珍藏着,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





[hbgwyj 于 2016/7/5 23:01:44 编辑过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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